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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北京-国子监

发表时间:2010/3/2 10:21:24 阅读:141次


(国子监牌楼)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位于北京安定门内一条不足500米的巷子里。巷子原来叫做成贤街,因为坐落着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教育管理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而得名“国子监街”。这是北京唯一一条有牌楼的街道,红色的墙和柱子,映上白色的雪,还有清冽的空气,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去处。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已隔了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那棵槐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国子监的第一道门,叫做集贤门,可谓名副其实。清代国子监内有学生(当时称为监生)近千人,还有许多俄国、交趾(今缅甸)、高丽(今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蒙古、回、藏、满等少数民族学生也在此就读,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不仅是俊才汇集之地,也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从清康熙帝开始,皇帝一经即位,必须在此讲学一次。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北大清华,请来外国的首脑,国家的领导以及文化的领袖,为的就是给那些天之骄子们更开拓的视野、更开放的思想,想当年,皇帝亲临讲学,为的也是为国培养栋梁之材,希望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国子监辟雍)

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辟雍,为北京“六大宫殿”之一,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从前周天子讲学,是在郊外,在湖面之上建造起讲堂,用桥来贯通,这种水中陆地的讲学方式被称作“辟雍”,即所谓的“天子之学”。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按照周代的制度建造起这座辟雍,坐北向南,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康熙和雍正也曾想过要建造辟雍,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入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皇帝讲学,和绅费尽心思的设计了这座“无梁殿”,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这个好武喜文的皇帝,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觉得普天下的人都是要来聆听他的教诲的,那座著名的琉璃牌楼上,南面书额镌刻"圜桥教泽",北面则是"学海节观"。把自己的讲学比作学海,乾隆张扬的性格可见一斑。

事实上,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我去的时候,桥下的池水早已干涸,辟雍殿和之后的彝伦堂、“四厅六堂”等整个后院都在维修,无法观赏这个美丽独特的“北京六大宫殿之一”也许是我北京之行一个遗憾吧。为了08奥运,北京所有的景点都在维修,可是修缮了一新之后,除了新鲜亮丽的油彩,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怦然心动呢?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据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刻在国子监中,作为重要的装点。这皇帝,就是高宗纯皇帝乾隆陛下。现在这一套石刻的十三经,被移到孔庙与国子监的夹道上,并特地建造了棚房。巨大的石头排将开来,阴冷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了,石头上的碑文,早已残缺不全,只是那架势还在,气势还在,想到这是一个老书生用毕生的心血默写出来的,不仅觉得有些凄然。


按照“左学右庙”的封建礼治,国子监的东面,是孔庙。孔庙内先师门两侧,是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共198块,刻有51624名进士姓名、籍贯和名次。当时谋求仕途发达的文人学士们最大荣耀,莫过于毕业于国子监、殿试时考取进士金榜提名并刻名于孔庙,从而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更或许有些人,存着更高远的志向,为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人,或是仕途不得志,或是成就了一代名君,这些人的名字,也许正刻在了这些石碑之上。(进士碑)

清朝的科举制度,大体仿明,从院试、乡试、会试到殿试,一篇八股文章,一篇时论,一片策论,是皇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殷切之心。三天三夜的考试,是一种考验,那些死读诗书的呆秀才,和那些日后成为一代名臣的状元郎,在那些小小的考试格子间里,谈古论今,慷慨激昂,写下自己“修身齐国平天下”的壮志胸心。而皇帝在看这些卷子的时候,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光景,是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抑或是大叹一声后生可畏?

清代的科举制度,其实很有趣味,院试得中,中的是秀才,家里便可以不交地租了;乡试(即省试)得中,称为举人,就可以叫做举人老爷了,由于乡试的发榜,在九月,桂花开,所以又称做桂榜,桂榜头名叫做“解元”,也相当的了不起,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考的省的状元;再把全国的举人集中到京城里举行“会试”,会试考中的考生被称做“贡生”,(往往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参加会试,这便是他们优越的地方),第一名为“会元”;中试者在宫殿举行“殿试”,根据成绩高低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一名叫状元(或殿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其次为三甲,同进士出身。状元由主考官先选,选中之后,皇帝再看一遍,如果皇帝的想法和主考官不一致,皇帝是可以更改的,那便是皇上钦点的状元了,那可是万份荣耀的事情;如果皇帝和考官意见一致,而且偏巧这个人还是乡试、会试的第一名,那么,可不得了,这个人就是“连中三元”。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总共有17人连中三元,清朝,只有3个人。不过得中状元,已经是很牛逼了。你想啊,全国那么多人,才有一个第一名,皇帝钦赐紫禁城骑马,那种风光,真叫光宗耀祖啊,全城的人都来看。

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举人参加,取三百名进士,为了这一次,便要寒窗苦读,悬梁刺股。但是却也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教育制度,虽然有不少迂腐文人,但是那种对于“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的精髓,却是与哈佛大学的核心教育精神(教给学生宽泛的适应社会生活行为能力,而不是专一的专业技能)不谋而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于圣人的文章,在千百遍的诵读之后,其中的奥妙,要靠各自的悟性去领会,而这种领会,化为感悟,更化作对于事物的理解,对于人事的判断,待到殿试的那一篇策论,一切付出,终会有所回报。

想想我们当下的教育制度,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每篇文章,都要背诵中心思想,硬要把每个人对于一篇文章的看法,归于统一,科举制度虽然有不少弊端,但在这一点上却开明了许多。当时朝廷还会有恩科.(谓朝廷加恩赦免科赋。 宋时科举,承五代后晋之制,凡士子于乡试合格后,礼部试或廷试多次未录者,遇皇帝亲试时,可别立名册呈奏,特许附试,称为特奏名,一般皆能得中,故称“恩科”。 清 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也称“恩科”。若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清代还曾经举行过三次制科(特别科)考试,即康乾时三科博学宏词,光绪三十九年经济特科。此外,乾隆年间共举行了六次翻译科考试,可谓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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